此诗取韩愈论高闲上人草书之旨，反其意而论诗，最后落实到“诗法不相妨”上，表达了苏轼对禅与诗之间的关系的认识。一般说来，禅宗要求不立文字。诗歌则是语言的艺术，二者区别甚大。但在艺术实践中，诗人以及批评家却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共同性。所以宋人李之仪在其《姑溪居士前集》卷二十九《与李去言》中说： “说禅作诗，本无差别。”固然，要把二者的“本无差别”处说清楚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仍有线索可寻。比如，禅与诗都注重对主观精神的反映，禅宗固然是 “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”，诗歌亦宣称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因而驱遣万象以就我。所以南宋释绍嵩在《亚愚江浙纪行诗自序》说：“禅，心慧也；诗，心志也。慧之所之，禅之所形；志之所之，诗之所形。”另外，如禅思和诗思的不可预测性，禅语和诗语(部分追求“直寻”的作品当是例外)的非逻辑性，都颇能相通。宋代禅学大兴，风行于士大夫之中，因而“学诗浑似学参禅”一类的话头，成为一时风气，而从时间上看，苏轼这首诗可谓得风气之先，对后来严羽诸人以禅喻诗，分别宗乘等，都不无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