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为秦国建立“王业”的目的出发，就秦国当前的主攻方向问题，张仪与司马错展开争论。辩论双方在论证各自主张时，都紧扣“利弊”二字，阐明自己的观点。

　　张仪力主“伐韩”。出兵三川，进逼周室，“据九鼎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天下”，一举称霸，功大利近。他描绘的前景，颇为诱人。正面论证伐韩之利后，再从反面论证伐蜀之弊。蜀地偏僻，戎狄之长，荒远贫瘠。胜了，“不足以成名”；取地“不足以为利”。无名无利，且“敝兵劳众”，其弊大矣。

　　司马错主张“伐蜀”。先以“不然”二字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张仪伐韩的主张。然后正面立论，指出建立“王业”的三个前提条件：地广、民富、德博。而秦国的现实则是“地小民贫”，“地小”则需广地，“民贫”则需取财，欲“德博”则需树美名。基于当时的客观现实情况,应先选择易于成功的事做。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纵深论述，一一揭示伐蜀之利，攻韩之弊。先论伐蜀的有利条件：“西僻之国”，“戎狄之长”，“桀纣之乱”，伐蜀适逢其时。既有攻伐的口实——“禁暴止乱”，又有必胜的实力——如“狼逐羊群”。终言其利：取地、得财、获美名，一石三鸟，何乐不为?然后从反面揭示伐韩之弊，不仅得恶名、无实利，还可能使秦处于被动危险的境地。对周、韩、楚、魏四国的政治交易与联合抗秦，虽属推论，却切近事实。伐蜀“易”而有利，伐韩“危”而多弊，立论坚实，分析透辟，很有说服力。

　　二人的论辩风格大相径庭：张仪蹈空踏虚，高谈阔论，词语华美，耸人听闻，颇具诱惑力；而司马错则沉着冷静，注重实际，不以放言高论蛊惑人，而是实事求是，以理服人。张仪纵横家的风采与司马错务实政治家的风范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